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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云翱:是时代成就了我们——从乡村里走出来的考古学家
文章来源: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 点击数:770 [返 回]

受访人:贺云翱
采访地点:南京大学历史学院
采访整理:朱笑言、张益偲、许汝南、单雨婷

 

        贺云翱,江苏扬州人,1956年12月生,民盟盟员,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。现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与文物系教授,博士生导师,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、南京大学南京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、《大众考古》月刊主编。兼任中国考古学会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,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,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会长等。

 


  我家在宝应县农村,我从家乡的初中学校升高中时很幸运,正好那年要求上高中要考试,如果搞推荐而不是考试,我就上不了,因为我家庭成分不好,伯父在香港,舅父在台湾,“文革”中要排斥有“海外关系”的。那年考高中成绩很好,考到了宝应县中学——宝应最好的中学,我们生产队属于城郊公社,大多数人是进城郊中学读高中,但由于那年实行考试选拔,县、镇里面的中学就也都可以报名。
  宝应县中学的老师大都来自很好的大学,如南京师范大学、北师大等等。当时老师们对学生十分关爱,对学习的要求也很高。虽然那时学校也有批判老师的事情发生,但实际上师生关系很好。有段时间搞反击“右倾翻案风”,看起来是要批判的,但至少我所在的中学并不明显。读高中时,当时都是推荐上大学,大家也就没有参加“高考”这个想法,只想把学习搞好,完成学习任务,老师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。我高中时很幸运地做了班长,跟同学之间的关系比较好,对老师的了解也比较多,因为不时要去办公室跟老师谈问题,回来再传达给同学。我记得当时教俄语的老师有时都不要我考试,让我帮他监考,因为学得好,小考就不用考了,这都能说明当时师生之间的信任。
  我1974年高中毕业,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,也没有什么毕业联欢,就是同学们互相写一写美好的告别语句。我们班上主要是城市的学生,县城的学生毕业之后自然就会找工作,只有少数农村的学生,毕业之后就回家了。我是农村人,高中毕业后就回了农村——当时叫“回乡知青”。我对未来也没什么想法,就像农民一样,跟着年纪大的人去除草、插秧,我那时候还学会了耕地。最苦的活是挑粪,挑一百米左右就要放下来歇一歇,肩都磨破了,特别苦。我在农村什么苦都吃过,但我觉得别人能干的活我也能干。不过我真正做农民的时间很短,大概也就一年不到。农村对宝应县中学毕业的学生还是很重视的,我毕竟是回乡知识青年,于是做了生产队的农业技术员,学会了看各种农作物病虫害,用鼻子能识别出几乎所有的农药品种,做的也很好。还做过材料员,就是帮助参军的人、回城知青等人做文字材料,也做过短时间的小学代课老师。再后来,大队干部又让我去了本地的医务站。
  那时候农村有赤脚医生,还有赤脚兽医,我就是进入了这样的工作岗位,一边学习一边做,当地的干部认为我做农技员非常认真,做农民也非常认真,正好有一个到泰州学习的机会,就让我去了泰州畜牧兽医学校学习,学习时间是将近一年。那个学校的老师好多都是扬州农学院下放的,都非常优秀。那段时间,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畜牧兽医系的各门课程,还有实践课。我学完之后就回了宝应,从事“赤脚兽医”工作,期间多次获奖励。农民很厚爱我这位“土兽医”,那时我年龄小,个子不高,为牲畜治病,白天黑夜的随叫随到,他们亲热地叫我“小医生”。
  

  大概到了1977年的9月,社会上开始传可能要恢复大学考试。不过我在乡下,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。我真正得到消息,已经是10月了。这个消息来自于我的一个高中老师,叫张贞庆,他是我高中时期宝应县中学的高中教研室主任,也是我的班主任。我们宝应县中学当时高中有10个班,我在一班,是被认为最好的班,我是班长,所以当时跟班主任老师感情很深,他待我像儿子一样,因为我那时候才十几岁。我虽然是农村学生,家里又穷,但这个老师对我特别爱护。他把高考的消息告诉给我的时候,我正在离县城五六十里路的乡下,给牛打防疫针。因为当时要防传染病,所以组织了很多兽医,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跑,去打防疫针。他当时通过一个人带口信给我,说大学可以考试了,叫我赶快准备,我就非常快地赶回了县城。到了县城老师家,老师真的可以说像父亲一样,已经在他家厨房里面,给我做了一个板铺,叫我不要回家了,就住在这儿复习。当时离考试的时间非常近了,只有不到一个月,这样我就真的住了下来。当时他家里还有一个他的亲戚,我们俩一起复习。
  复习考试的时候,也没有太多资料,当时是张老师找来一些基本的资料让我看。因为我74年毕的业,毕业三年之后教材也有一些变化。当时张老师找来的就是1977年的教材,比较新的,我们的复习主要是根据教材。我自己认为77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有一个特点,就是主要还是看原来的知识积累,因为只有二三十天可以复习。复习的时候也稀里糊涂,就是翻翻教材,自己练练题目。张老师不让我太辛苦,有时晚上还拉我去看电影。我坚决不去,他说,不行,你今天一定要跟我去。后来就去看了《卖花姑娘》,我记得还有《闪闪的红星》,大都是革命战争题材的。考试前一天晚上他还拉我去看《白毛女》,就是不让我熬夜,不要太紧张。
  复习的心态比较放松,也不算累。我觉得这也是宝应县中学老师们的一种方式——如果你已经有了充分准备,就没有必要在快考试的这个较短的时间里熬夜、过度紧张。我那天走进考场之前,也是张老师把我送到宝应县中学的考点,告别时他对我说,你不要紧张,你是有把握的。在调整心态和复习的过程中,我觉得我主要还是得益于张老师的帮助。
  考试还是比较顺利,觉得题目都比较熟悉。我们那时候考试和报志愿很有意思,一开始都不敢报好学校,所以我一开始报的都是什么高邮、盐城的师范学校。后来张老师一看说不行,要么就南大,要么就北大,其它的你不要报,我就改报了南京大学。张老师前几年去世了,我也写了悼念文章,老师对我的知遇之恩真是太重了。复习考试是他告诉我的,最后选择学校也是他给我决定的,后来也顺利考上了。
  后来是张老师先拿到我的录取通知书,因为他当时在县城里面,跟招生办的人说好了,一旦拿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就立即给他。那天晚上很晚了,他蹬着自行车从城里骑到乡下,一到我家,就跟我和父母说“恭喜啊,恭喜啊”。考上之后县城的广播电台专门对我做了一次访谈,采访我作为一个农村青年是怎样热爱学习、又红又专的,还是比较热闹的。因为是在农村,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糊涂,考试也好,考上也好,都没有什么概念。当时还没认识到考上大学的重要性,考上了就考上了,也没有怎么样。家里虽然很高兴,但也没有像现在一样请酒、吃饭,更没有谢师宴,当然我还是去了老师家里感谢他。那个时候师生关系非常简单,老师觉得你这个学生很优秀,他应该帮助你,你也觉得应该感谢一下老师,就是这样。师生关系大概就是“君子之交”,处的是份道义。
  我大概了解我们宝应县中学的考取情况。我在高中一班,考上大学最多的就是我们班,考取了四个,其它班有的一个也没考上。我们班有一位考上厦门大学,还有一位考上一个徐州的大学,另外一位考上了一个船舶学校,也在南京。考上厦门大学数学系的同学,现在也是教授。考到徐州的同学,后来回到我们县做了教育局副局长。进校以后,我知道的从我们宝应县考上来的,还有哲学系的童星老师,我们系的陈仲丹老师。我们当时考得都不错,童星老师当时还是扬州地区的文科“状元”,应该像北京大学这类高校都可以录取。当然,我们是很荣幸地考进了南京大学。
  1977年高考时,我们高中毕业已经好几年了,但高中时的学习状态,应该讲对高考有决定性作用。高中阶段,我也要感谢老师们,特别是张老师。他虽然是语文老师,但是非常会做思想工作,非常会带学生,给了学生非常正面的影响,我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引导。后来我上了大学,他还经常给我写信,说要为祖国学习等等,今天听起来可能被认为都是大话,但他们恰恰一直都是以一种超越自我、个人的观念来引导学生。所以我认为一个好的老师,一个好的班风,一种理想的引导,对学生都是有影响的,甚至是一生的影响。
  我上大学之后没多长时间,张老师也离开了教育岗位,去做了宝应县司法局局长。地方上人都说他为人正派,是位优秀的局长。读高中时,由于我家里成分不好,我就不能入共青团,高中十个班,其他的班长大都是共青团员,但是我不是,所以有时学校开干部会开到最后,说非团员干部退出,好像就我和极少数人退出去,其他人会盯着我看。那时候才十几岁,心理承受能力还不强,这种情况对我是有打击的,所以后来内心就特别渴望人之间的平等、尊严和互相尊重。但是张老师跟我说不用担心,他一次次帮我去跑团县委,一直到我快要高中毕业时,就是1974年5月4号,他终于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,让我加入了共青团。中学教育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,我家里都是农村人,母亲不识字,父亲虽然识一些字,但是对这个高考、大学没有什么概念,所以我始终认为应该感谢张老师,还要感谢师母,我在复习迎考那段时间,她每天都做好吃的饭菜,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们的深厚恩情!
  77年高考有政审的环节,我当时是比较害怕。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有过一些机会,比如进部队。当时我帮当兵的人做政审材料,把材料送到带兵的人那里,带兵的是甘肃部队的一个首长,他看中了我,说,小鬼,你为什么不报名,我就跟他讲我报不了,我家成分不好。他问我家什么成分,为什么不好,我就跟他讲我舅舅怎么样、我伯父怎么样。他又说,他们在香港、台湾,我们的部队在北方,没关系。可后来我们当地的干部说不行,他不能参军,他家成分不好。之后县里的文化局也来要过我,作为写文字的人去剧团什么的,后来也是说我成分不行不能去。
  所以我高考的时候特别担心政审,政审问题就是一道紧箍咒,我再努力地考,政审过不了还是白搭。但是那年政审,说是对青年大学生要放松一点,一般的历史问题、家庭问题是放开的,所以后来也没问题。好像有一些地主、富农、资本家的孩子也参加高考了,因为我进校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人。当时我们在南大学生会,哲学系、中文系、外语系等等,不同专业的学生会在一起交流,说自家是什么成分,就有人说我家是地主或者说我家是富农的。没有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影响高考,应该讲当时对人也是一种很大的激励。
   

  到南大报到的时候,我是从宝应县坐长途汽车来的南京。那时从宝应县到南京时间很长,早晨出发,要下午四点左右才能到中央门汽车站。我们那时候,到了车站都有学生接,感到很亲切,他们是年级比我们高的学长,是学校最后的两届工农兵大学生。接到学校之后,他们就迅速把我们送到宿舍,是学校南园2号楼——那时候宿舍已经安排好了——然后再把我们带到系里。那时候历史系办公楼在西南楼,就是现在生物系在的那个楼。我印象中报到手续都是在系里面完成的,有一个主管学生的书记——瞿老师,他接待的我们。报到以后会有一些欢迎新生的活动,全系的老师、同学都聚在一起,开一个迎新晚会,同学们一起唱歌,很快就融洽了。我记得当时还叫我出一个节目,我刚好从老家带了口琴,就吹了一首口琴曲,那水平真的不高,现在想想都不好意思。那场面非常热烈,也很温馨。我们毕竟是从农村来的,第一次到大城市感到什么都新鲜。那时候家里父母看我一个人来南京本来很不放心,但是后来发现完全不用。
  宿舍八个人一间,一边二张床,上下铺,上面四位,下面四位,是比较拥挤的。我们是2月份来的,刚刚过了春节,天气还很冷。饮食相对比较简单,但吃饱是没问题。我来自农村,家里经济比较困难,后来学校发助学金,我拿的是班上最高的,18块钱。那时候一半的钱用来吃饭,一半用来买书。当时经济很困难的话,除了助学金之外,你吃饭时可以有免费的汤,有些菜也很便宜。我最喜欢买咖喱土豆,只要几分钱,非常便宜,所以我大学毕业后很多年都不想再吃土豆,因为吃得太多了。如果你经济条件好,有好的贵一些的菜;经济条件不好,也有很便宜的菜,每个同学都能各取所需,应该都能吃饱。
  那时候的食堂比较简单,窗口很少,开饭之后同学们来排队,菜也是一大盆一大盆放在那里,你买土豆,就从大盆里面给你打一份,免费的汤放在食堂的一角。那时候桌子特别大,同学们围着这个大桌子坐,相互之间就能辩论、能讨论问题。很多人坐在一起,比如对面坐了哲学系的,这边坐了历史系的,就可以边吃边讨论,这样一来,同学之间的交流也比较多。现在的食堂,一桌最多只有四个同学,好像学生更喜欢人少一点,我们那时候喜欢人多一点,喜欢热闹,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说话交流。当时家里面很困难,印象中整个大学期间我好像都没买过水果,没有热水瓶,穿的棉衣是打补丁的,鞋都是农村里面母亲做的布鞋,没有穿过什么皮鞋,这一类的东西那时候跟我没有缘分。
  我们那一级考古专业,不管考古还是历史,我都觉得学校领导特别重视。我们考古专业的老师,哪一门课是哪位老师教,我都记得很清楚。张之恒老师教我们旧石器、新石器;北京大学的李伯谦教授教我们商周考古——李老师后来是北京大学文博系的主任;除了北京大学的老师,商周考古也有南京博物院的邹厚本老师教我们;秦汉考古就是查瑞珍老师;魏晋南北朝考古是我们蒋赞初先生;隋唐考古是秦浩老师,古文字是洪家义老师,古代陶瓷是浙江省考古所的朱伯谦老师,古汉语是孟昭庚、伍贻业老师等。当然还有中国史、世界史、哲学等课程,教学的老师都很资深,如世界史的张树栋老师,中国古代史的洪家义、吕作燮、史全生老师,中国近现代史的路哲老师,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倪友春老师、史学史的邓华老师等。还有一些课程比如古代建筑,是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的刘叙杰老师来教我们,刘老师的父亲就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史专家刘敦桢先生,刘老师家学深厚,教学要求高,对学生极其关爱,他不仅在课堂讲,还带我们出去实习,对我们后来做考古及文化遗产工作帮助很大。像北京大学还有些有名望的老师,比如说宿白先生,当时也来给我们讲过课。考古测绘是南京博物院的老师来教的。当时还有南京医学院的姚传业老师(体质人类学课程)、我们学校图书馆的何克辛老师(考古摄影课程)等多个院、系的老师给我们上过课。
  有的老师是本校或本系的老师,有的是从外面请来的——北京大学的老师、南京工学院就是现在东南大学的老师、南京医学院的老师、还有中国社科院考古所、南京博物院、南京市博物馆的老师,如石兴邦先生、汪宁生先生、佟柱臣先生、安金槐先生、赵青芳先生以及姚迁、纪仲庆、汪遵国、邹厚本、葛治功、方长源、尤振尧、白英等老师。一些特别资深的专家,应该是我们的任课老师请来的——如做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的南京博物院的罗宗真先生,还有南京市博物馆的李蔚然先生,应该都是我们蒋先生请来的。当时承担课程的老师会帮我们请一些老师来,提升我们的知识,弥补我们学校师资力量的不足,因为考古学是一个涉及知识面比较宽、实践性要求高的学科,单单靠本校的老师可能不行,比如我们的陶瓷课,就是浙江省考古所的朱伯谦老师来教的。古代书画是中文系的吴伯匋老师教的——吴老师应该是胡小石先生的最后一位弟子,我们非常荣幸能听他上课。我印象中外请的老师分为两种,一种是院系特意邀请来的,另一种是任课老师凭自己的朋友关系去邀请的,他们认为学生应该跟这些著名的专家接触,所以我们现在特别感谢学校和老师们对1977级学生在师资配置上的特别照顾。
  此外,在野外实习时,老师还会请许多当地的专家给我们讲课。我们在陕西、河南、湖北实习时,听过巩启明、宫大中、何正璜、韩伟、段浩然、安金槐、王劲、陈振裕、舒之梅、林邦存等十多位老师的课,内容十分丰富,饱含着这些老师的终身积累,夏鼐先生、苏秉琦先生也到我们考古实习的地方看望我们,与我们合影留念。这些著名专家的课程和人生故事激发起我们热爱专业、矢志学术、认知社会的很高热情,真的非常感谢他们!
  那时学习氛围特别好。晚上熄灯之后,在盥洗室、路灯下面、教学楼的台阶上,都有人就着灯光看书,早晨到处都是读书声。另外在食堂里面,吃饭时我们经常跟中文系、外语系还有其它系科的同学辩论,谈学术,关心国家。我现在看当时的日记都可以看到,“要为祖国的四化而奋斗”,“要又红又专”,“要有理想,为国家贡献青春”,这类东西在学校每个人身上都能感受到。那个时代“文革”刚刚结束,有这样一个机会,能考上南大这样的学校,这是时代对我们的眷顾,我们能不努力嘛。
  我的英语底子很差,原来在中学学的俄语,到大学才学英语,所以我借书以中文为主,英文书也借。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借得比较多的英文书,像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an这类,那时候我们借了是想自己翻译的,翻译之后还去发表。我印象中,我在湖北的一个杂志上发了第一篇翻译文章,是谈早期人类考古学问题,是关于尼安德特人的。不过主要还是看中文书。那时候没有电脑,都是手工查询,一张一张卡片找。当时读书大概分两类,一类是近现代学者写的书,东西方的都看,比较杂,读的量也大;还有一类是古籍文献、考古报告等原始资料,古籍文献比较难借,借著作或是文集这一类的比较多。那时为了多读书,寒、暑假尽量不回家,就在学校学习,最自由的状态读书效果最好。
  图书馆馆藏英文文献是旧的比较多一些,我当时看到的一本industry archaeology,《工业考古学》,算是比较新的,像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an这样的新书,其实是不多的。我当时看的书主要是文科方面的,理工科的书也会去翻翻,比我们文科的更先进、更新一点。早期我基本上没接触过院系图书馆,都是在学校图书馆借。那时候借书上限比较多,一次可以借15本左右,所以每一次我们都借足了,一次背回去,这样可以把一个专题的一批书同时借出来,比较方便。比如说,我们会就一个课程论文或者自己感兴趣的一个专题,或者对某一类文物,或者某一个课程老师布置的任务,集中地借一批书来读,自己要做研究,经常写些读书感。
  我们进校的时候还没有细分专业,就是历史系,一开始也是上历史学的公共课——世界史、中国史、哲学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、古代汉语等,这都是要上的。上了半年不到,系里面就给我们开会,意思是要分专业,历史学和考古。我当时选了考古学,我们班里一开始13个人选了考古学,后来有一个退出去了,改学世界史——历史学里面有中国史和世界史。时殷弘就是原来是对考古学感兴趣,后来专攻世界史,他现在是美国史研究方面非常优秀的学者了,还有肖朗同学,后来也去做世界史了。
  历史系总数不到40人,我们考古学是12个人。这样我们从一年级下半学期开始就学考古学专业课了,课开设得很细。因为专业课开得早,大四也不会为找工作、考研而烦恼,我们的知识就比较系统。我们当时全校的课可以通选,我还选修过美学、心理学,选过地理系的地貌学、第四纪地质学、城市历史。当时理科的课我们也选,而且都是修学分的,跟他们一起到田野去考察,一起去做理科的课程论文等等。当时就是想建构一个更好的知识结构,打好专业基础。
  77级学生进校的时候,都比较自觉地有一种自我期待,然后奔着这种理想不断调整计划和兴趣,不断补充知识,大量阅读,一边读书一边做读书笔记,也会经常自我探讨或者写一些小论文。那时候我们会从一年级开始自己设计未来,写学术规划——我将来究竟要在哪一个专业方面做研究,我究竟要架构一个什么样的知识结构,我的学术理想是什么。我在那时的日记里还能看到我的计划,应该读什么书,补充什么知识,选哪个系的什么课,会有一个自我建构,在后来的知识增长中及对社会的了解中也会做一些计划调整,再补充相关知识,还会对自己做得不好的进行自我批评。现在我们教本科生,我也会问四年级的学生,你们学习一开始有没有做过学术规划?有没有树立什么学术理想?对未来的发展怎么计划和去实施?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人这么跟我谈过,是不是他们保密啊,还是没有做过?
  我们班上年龄最大的同学大概有四十岁,最小的还不到二十岁,所以那个时候开玩笑,年纪最小的叫年纪最大的同学“爸爸”。同学们在一起的气氛非常融洽,每个人都很有个性,有的人还自己写诗,像周晓陆老师,我们现在还在历史学院一起工作。晓陆老师有各种各样的爱好,他当时翻译了屈原的诗,非常有见解,才华都展现了出来。还有张敏老师,他记忆力特别好,后来他做了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,现在也经常来给我们学生讲课。院系的老师也经常和我们在一起,组织交流,跟我们座谈。我们是从二年级——1979年——就开始出去实习了,一实习就是几个月。第一次考古发掘实习去的是南通海安青墩遗址,后来学古建筑到苏州去实习。蒋赞初先生给我们讲南京考古历史的时候,我们就在南京地区实习。秦浩老师还带我们到郑州、洛阳、西安实习过,本科期间在湖北荆州、武汉,特别是鄂州也有大量的实习。
  我们同学那时候实习喜欢写诗,讴歌这样的考古生活,每到一个地方就写诗去歌颂,赞美当地的民俗风情文化和自然山水。当时都觉得世界的一切是那么美好,学习是那么的快乐,未来是那么的美丽,心里充满了激情,感觉到一定要学好,一定要为国家做贡献。我现在看当时写的诗,都为这种青年大学生中的风气感动,歌唱祖国,歌唱美好的生活,向往未来。
  我本科的时候,鼓楼校区的学校南园对着南门有个小楼,是学生会和团委所在地,楼下是学生会,楼上是团委。我当时是在学生会,学生会有学习部、生活部、宣传部等等,我当时是在宣传部。我和我们宣传部部长冒荣——后来做过学校高教研究所所长——我们在一起办黑板报,那个黑板报看的人非常非常多,甚至每次新的黑板报一出来,看的人挤满道路,其他人连走路都很困难,黑板报前围得全是人,因为当时也没有其它的宣传手段。我也是黑板报主要的工作人员,会写稿子、会组织,就为大家做这些事情。当时同学们也会投稿,我们要选择、修改,所以我那时候就比较喜欢做编辑。当然自己也会写,大概写过几百篇东西,用过几十个化名。那时候学生对学校活动的参与意识,对服务公共事业,对知识的活用,这些意识是非常强的。
  学校也很重视学生工作,当时校长是匡亚明,书记是章德,他们当时在学校里还组织过一些集体活动,这些活动对学生的影响也非常大。我们进学校学生会就像应聘一样,大家也是各个院系来的。我刚到学生会的时候,上面还有工农兵大学生。工农兵大学生也很好,比我们成熟,会主动跟我们交流,寒暑假回家还会带一些好吃的来和我们分享,大家也会经常讨论问题,学校有什么任务,我们会合作,分头去做——组织演讲、办黑板报、办文学杂志、给学校报纸或广播站投文章、组织学生的各种联欢活动。学生会有各个部门,不同部门负责不同的工作。总体来讲那时候大家对这类事情都很严肃,都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,也很热闹,同学们参与的积极性也很高。我们那时候办黑板报,经常需要找粉笔字写得特别好的、做事情特别认真的同学来抄写。我们每次邀请,就会有很多人来报名,气氛很好。
  到了八十年代解放思想的时候,一个是学校里有大的报告会,会请一些著名学者来给我们作报告,有时在阶梯教室,有时在学校的小礼堂,听的人特别多,许多人没座位就站着听。这个我的印象比较深,因为那时候学校经常会请中国科技大、北大、香港科技大的等等,当然也有本校的学者来作报告,他们的思想都很活跃,会谈一些国内国际形势,也会对当时中国的形势做一些剖析,更多的是作科学问题的报告,物理、化学、天文、地理等,我们都喜欢去听,“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”嘛。我印象很深的有地理学家陈正祥的报告、天文学家戴文赛的报告、化学家温元凯的报告等。如温元凯先生是南大化学系毕业的,当时在中国科技大工作,他的报告既讲学术问题,也谈学习和研究方法,真的生动,让人深受教益。第二个是院系里会组织一些思想学习活动,比如读报纸,谈体会。还有一类就是同学们相互讨论,自己看书,交流读书经验。那时候我们特别喜欢看报纸,经常读《参考消息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,读了之后就交流,还会自己写文章。我那时候还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过文章,就是写“解放思想”“报效祖国”之类的。
  那时候我们跟老师联系比较密切,我觉得这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一种思想的解放。那时候大家说的,一个是国家的思想解放,还有一个是要求学生做“新人”。我那时候还会收集资料,带着问题跑到老师家里去请教,我记得找过南京工学院的刘叙杰老师,在他家求教城市考古与城市文化问题;到南京师范学院就是今天的南师大的地理学家、我国人文地理学的鼻祖李旭旦先生家,求教历史文化地理学问题。那时候学生在课堂上或者课外登门向老师讨教,是很普遍的事情。现在不要说本科生,连研究生都很少主动跟老师联系,来讨教、交流,都要老师主动找他(她)们了。
  那时候学校不时会在小礼堂放一些电影,也很便宜,票价就几分钱,一毛钱。我们会到小礼堂去看一些英文原版电影,或者一些什么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。学校里放的电影,一般内容还比较严肃,题材一般都是重大事件或者著名演员演的。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外国拍的关于二战的电影,场面非常宏大。
  当时非常流行伤痕文学,我们也特别喜欢看。这样的作品在图书馆能借到,同学之间也会传,比如你买了一本,你看完我看。当时给我很深印象的就是《第二次握手》,那个小说在学生中间特别流行,是典型的伤痕文学。它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,大概是讲一个中国科学家出国了,长期受政治影响回不来,爱他的这个女生就痴痴地等他,多少年之后“文革”结束了,他们又见了面。作者把个人的情感跟爱国主义的主题——当然也跟中国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有关——糅合在一起,写得好感人,体现了人的那种纯洁、坚守的精神。我们刚入学的时候,这个小说已经流行了,据说之前是手抄本的,但我们看到的时候已经是正式出版物。另外当时一些伤痕文学的诗文,像北岛的,舒婷的诗,也特别流行。我们自己也写类似的作品,那时候学校里有一个文学杂志,就发表了我一篇带有小说性质的散文《姐姐》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仅读,很多学生都写作,写诗、写散文、写小说。
  那时候写作主要还是反思“文革”,因为1977年、1978年进校的学生,绝大多数都是经过“文革”的,除了少数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可能受“文革”影响不深。他们本人,他们的家庭,他们的长辈,其实多少都受到“文革”的冲击。到学校之后思想解放了,加上受到社会上伤痕文学的影响,很多同学都是发自于内心地写这些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。我们的黑板报也经常发表这一类作品,同学们也很喜欢看。
  南京大学在我的印象中,整个气氛都非常活跃,那时候匡校长还组织舞会——虽然我没有参加,是听同学说的——当时是很新鲜的。我们的校长都组织舞会,就说明大家思想还是很解放的。那时候除了做课程实习,我们出校门不是太多,偶尔出去看看电影、出去转转。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从学校出去,从南园宿舍那边走到新街口,一路上都是老字号,现在好多被拆掉了。还有我们班组织同学去登紫金山,爬到紫金山上面就奖励两个苹果,我们从不同的路线朝上攀登,天没怎么亮就出发了,不管有没有苹果都很开心。
  

  那时候大学毕业生因为实行分配,基本上在毕业之前就有单位来预先要人。像我们考古、历史专业的同学,会有一个单子给你,上面是要人的单位——有北京的机构或者某个省的重要机构,这些机构有政府的,也有新闻媒体的,也有学校,我们更多的是挑选博物馆、考古机构,大家基本都是奔着自己的专业理想选择单位,选择空间很大。
  一开始学校团委希望我能留下来,但我没有这个想法,因为我更希望做专业方向。正好南京博物院来洽谈——当时是双选——他们也点了我的名,希望我到南京博物院工作。那时候考研对我们来说意义不是很大,而且我来自农村,对于出国、考研好像没有什么概念,就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专业岗位要我,那我就去。因此,我就到了南京博物院。我们二年级考古实习的时候,南京博物院的专家们也带过我们,我们跟他们在一起好几个月,相处得感情很好,老师也了解我们。学习期间我还去博物院向老师们求教过问题。南京博物院当时的考古部主任纪仲庆先生,直接跟我讲“小贺到我这来吧”。等到我们还没毕业,他就来要我们了,我们也很乐意到他们手下去工作。
  当时同班有5位同学一起选了南京博物院,因为都想做专业工作,有的选了安徽省博物馆,也有同学出国深造了。我们班上历史专业的管永星到了安徽,那我们考古专业的丁邦钧要跟着跑的,因为他们是恋爱关系,也选了安徽省,所以他就到安徽省博物馆去了,后来他成为安徽省博物馆副馆长,可惜他去世太早了。那时候大学毕业生不存在就业压力,选择的空间很大,是自由选择制,选择自己满意的单位。
  工作以后,我每年都要发几篇论文,参加写书、做田野考古工作,我当时在南京博物院还兼任共青团的书记。后来工作了大概两年,我准备考研,而且也真考了,一边做考古发掘,一边复习,很苦的,考过之后,熊海堂老师当时对我说,我的专业课成绩很高,但是大概外语课少了两分,报了南大没录取。后来北京大学的宿白先生,非常优秀的一位老师,当时决定要我,推荐我的是教过我们的北大的李伯谦先生,他比较了解我,后来听说南大不录取我,就叫我到北大去,我也答应了他。但是后来正好五一劳动节放假,北大的那个期限大概就是五一之前,我们这边调档没调过去,等能调了,北大录取结束了。所以后来我就决定不再读研了。
  

  我今年快60岁了,高考过去将近40年,这中间尽管是坎坷的,工作中也有一些波折,但总体上讲还是感到很幸运,也可以讲幸福感很高。就我本人来说,在大学毕业之后到南京博物院考古部做考古,做了多个重大的考古项目,如扬州高邮神居山西汉广陵王家族墓考古发掘、徐州龟山西汉楚王刘注墓发掘、句容城头山新石器至商周遗址发掘、扬州唐城遗址南门遗址发掘、南京六朝墓发掘等,还兼做团书记。然后1984年参加了学术刊物《东南文化》的创办,我那时二十多岁,在梁白泉、王英、唐云俊等先生的支持下参与创办了这份刊物,从起刊名到做编辑部主任8年,这个刊物做得也很成功,现在还是c刊。1996年又创办南京市文物研究所(现在改名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),并且做了这个所的负责人,获得了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,负责了明孝陵申报世界遗产的学术工作,还做了六朝都城考古工作,发现了钟山南朝北郊坛遗址、南朝上定林寺遗址、六朝至隋唐的石头城遗址等。2002年又回到母校做老师,开始创办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等,一边教学,一边做自己认为对国家有意义并且还是感兴趣的研究工作,这些年我和研究所的同志承担过全国上百个课题,还应邀为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课,自我感觉是尽心尽力,做的也真的开心。
  一路走来,尽管非常辛苦,但是实现了自己的理想。本科时期我就有这个理想,就是为了学术事业,为了国家,我能够尽自己的力量。能够实现这个理想,我还是感觉很幸福的。如果说有那么一点遗憾的话,就是我那时候考研,如果不是调档遇到了麻烦,就能被北大录取——宿白先生是一位国内外都很知名的教授——也许我今天在学术上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。这是我唯一的一点遗憾。
  入学的时候,就高考的底子而言,我的外语比较差。我是在宝应县中学才开始学俄语的,英语是进了南大才学的,外语方面我整体弱一些。中学时尤其是初中的底子薄一些,我们知道有许多不足,所以要不断学习。但是1977级、1978级两届学生做出的成就,一定是奋斗出来的。77级学生从决定高考到高考之间,其实只有一两个月时间,那时候我们还有工作,也不可能都在复习,时间是极短的,能够考上,肯定是自己在“文革”那段时间有积累,不是靠临时复习出来的。平时有积累,高考的时候就体现了,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实力。特别在进校之后,我看到的这种学习的奋斗精神,当然包括我本人的亲身体验,可以讲是今天很多学生很难比拟的。他们四年如一日地,每天都五六点钟,天朦朦亮就起来读书,夜里面就着洗手间门口的灯或路灯读书,这种现象非常普遍。
  我从跟其他同学的交流中,知道很多同学是有理想的。我觉得在大学里边有没有理想,能不能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、人类的命运结合起来,是很重要的。尽管今天听起来比较高大上,但是那时候——我现在翻开当时的日记——就是这样想的,后来也是这样做的。毕业之后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麻烦、困难,比如被人嫉妒、被人打击,遇到不公平的事情,但是你不能放弃,为理想要一直执着坚守,毕竟你不是只为自己,你有远大的事业,这样内心才有力量愿意一直向前走,才有幸福感。
  77、78级学生有一个很大的优势,就是他们不用像今天这样,承受那么大的就业压力。我现在看到研究生,甚至包括博士生,居然为了工作如此费心,到处去找单位,到处去参加招聘考试,甚至放弃了课程去考试。现在的不少学生不能潜心学术,这让我很痛心也很遗憾。我们那时候不存在这种问题,因为单位很多随便挑,所以那个时候,就会比较容易把自己的理想跟需要的岗位结合起来。今天的学生,很难找到一个实现理想的平台。所以在这个背景下,我认为我们是占了便宜的,或者说是拥有了比较好的社会资源。有这种社会需求,正好也有选择的机会和条件,两者很容易结合。
  所以要分开来看,一方面要看到77、78级学生的这种优点,他们的奋斗精神和他们的理想主义情怀;另一方面,也应该看到,他们处于特殊的社会情况——已经将近十年没有考大学——他们出来的时候,社会对他们的期待,对他们的渴求,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各种条件,是非常丰厚的。当时有个玩笑话,就是77、78级的学生毕业之后非常吃香,会有好多人来找他们谈对象,条件非常优厚的一些女孩子的父母会找来,“哎呀,我的女儿嫁给你吧”。那个时候的大学生,本身就受到社会的优待和欢迎,这种期许是社会给我们的,我们要对得起社会,而今天的大学生,这方面的条件就基本不具备了,而且竞争激烈。所以我们两方面都要看到,完全说是因为他们有优势、有资源,所以他们做出了成就来,我觉得这不实事求是。“时势造英雄”,大概有这层意思吧。
  关于高考,我有两点感悟。第一是中国的人才选拔,目前也只能通过高考。如果没有高考,我们很难把优秀的学生选拔进高校。因为中国这种人情社会,如果没有高考这道门槛,也许会把我们搞砸掉(上不了学)。什么时候我们这个社会不是讲人情而是讲公平竞争,讲法规,不用人情来运转了,大家都是公正地自由择校,也许就不需要高考了,所以我们需要办更多有高质量的大学。但是今天看来,高考还是唯一的方式。第二点,由于高考是让学生进行高校选择、专业选择的唯一机会,所以会带来大家只会为高考而高考的问题,这又是一个很悲剧的事情。77、78级的学生,在得到消息之前,不知道有高考,我们也没想过会去参加高考,那我们其实就是平时自己看书学习,家里没有书,就到别处去借,星期天会到公共图书馆去借书看。那个时候就是喜欢看书,没有功利性,也没有目的性,单纯喜欢。今天的初、高中生好像读书就是为了高考,这样一来,由于过分强调功利性,可能给了我们学生一种暗示,认为我进了大学了,好像我就实现目的了。这种心态会损害自我的兴趣,以及自我理想精神的培育。
  所以我觉得,第一,高考这个形式,目前仍然是相对最公平的;第二,高考中间存在的过分功利化的现象,对学生的理想主义、自我兴趣培育、自我独特才华的发挥是一种损害,这一点确实是存在的。这是很遗憾的,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。


“在希望的田野上——我的高考1977-1978”27位南京大学1977、1978级校友口述史


资料来源:中国民主同盟江苏省委员会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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